2020年6月1日

至诚颖评\香港需要如何再出发?

  图:港府改善社会治理的方向,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目前可落实为大兴土木,增加房屋供应\中通社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2020年5月5日成立,以前任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为首,发起人涵盖香港商界、政界、学界多名知名人物和众多青年,务求克服经济萧条、政治危机和香港疫情的困境。香港如何再出发,才能克服逆境,恢复繁荣稳定?笔者建议应以全球视野检视香港现状,解构困局根源,再以此为基础。

  回顾香港自2019年5月起的经历,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一个地区的经济要获得发展,先决条件是具备安全的社会环境和可信的市场制度,令经济及投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才是充分调动劳动力、技术、资本和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过去一年,修例风波引发了香港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撕裂,暴力冲突层出不穷。服务业占香港GDP的90%,个人消费占香港GDP几近70%,而全球各地因应香港的社会动荡,一再响起旅游警示,严重打击旅游业和相关的消费活动,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调动,导致十年一遇的经济负增长。今年刚开始没多久香港就陷入疫情防治,经济活动近乎停顿,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社会稳定是香港繁荣的基础。

  贫富差距造成民粹

  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反映社会治理的失效,可见于在贫富悬殊和民粹政治。只有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市民不信任精英阶层,才会出现民粹政治。香港坚尼系数自从2001年起一直不下于0.5,反映贫富不均已成香港社会矛盾的长期温床,大众置业困难便是典型例子。因此,普遍港人自觉并非经济增长的受惠者,所以修例风波的示威者不惜以暴力冲突,丝毫不顾念对经济活动的安全威胁。他们采取的政治组织模式,正是发达国家盛行的民粹主义:以贬斥羞辱传统精英为务,将问题归咎于内地的崛起和外来移民,以社交平台为组织人群的媒介,提出的政治主张极端而不考虑可行性,只考虑激发市民参与的政治热情。种种迹象都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反映社会治理的失效。

  社会治理的失效正是源于新自由主义政治,香港和欧美国家都同病相怜。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英国的脱欧公投、特朗普的竞选成功,这些都是民粹政治抬头的迹象,均反映了社会治理失效,正是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反扑。1980年代起,里根总统和戴卓尔夫人主导英美政坛,新自由主义政治风行全球,政策偏向全面走向“小政府,大市场”,其做法不外乎令各国政府积极进行经济全球化,解开对资本流动和组织生产的限制,削减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开支,减少对普罗大众的社会福利保障。结果缔造了当时经济荣景,但也让富庶阶层占尽优势,全球贫富悬殊加剧。据乐施会今年发表的报告,如今全球有2153名亿万富豪坐拥的财富,超过全球六成人口总和,足见其弊。

  疫情反映民粹政治难堪改善社会治理之大任。得益于2003年对抗沙士的经验,香港政府和社会及早在能力范围内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得以控制。社区的疫情防范关键在于以口罩和社交距离等方式隔绝病毒传播,故此人口密集、缺乏防疫物资和意识、手停口停的贫民窟最容易急速传播。但与之相比,欧美的政坛精英则轻而无备,疫情迅速扩散时,只顾着指责中国和世卫,浪费社区防疫的时间窗口。另一边其国民因崇尚自由的缘故,同时贫富差距严重,疫情迅速扩散,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更令死亡率提升。以美国为例,纽约州的疫情扩散早期最为迅速严重,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究其根本,其贫民窟众多,社会治理失效,市民的防疫意识薄弱是根本原因。

  穷则变,变则通。面对远虑近忧,香港要重新恢复繁荣稳定,关键在于恢复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令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要做到这点,港府需要借助大湾区和促进科技发展,获得新动力。

  港府要着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当务之急是以诚意和政绩,恢复市民的信任,其关键在于展现出服务市民需要的姿态。部分港人觉得西方之所以“吸引”,说到底都是因为选举程序让他们感到,政府受自己影响、获得重视。故此,港府需要透过积极联络各区组织,诚意聆听市民的民生需求,归纳后公布,并提出相关政策,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市民大众表达施政困难和纾困决心,让市民感受到自身需求得到港府理解和重视。然后港府以积极推动民生政策,以政绩压缩民粹政治的盲动空间,让市民确认自身需求得到港府理解和重视。

  经济复苏须借东风

  港府改善社会治理的方向,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目前可落实为大兴土木,增加房屋供应。港人目前焦虑在生计,最为突出的有两点:就业问题和置业困难。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香港失业率高达4.2%,达十年高位,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故此港府应力保就业。除却特首和政治任命官员应落区探访社会福利机构和雇员再培训局,以示诚意,港府应趁市道低迷,大兴土木拉动就业,解决港人置业问题。港人在房屋居住需求急切,但港府多年在增加房屋供应毫无寸进。如今港府可多管齐下,透过积极向工程公司和地产发展公司招标,招标期间附带职位开设和薪酬的条件,尤其是开设可以让青年人发挥所长的职位,控制贫富差距。具体措施可为加快旧有市区开发,重启新市镇建设的步伐,动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积极筹办基建和房屋建设则可一石二鸟,同时增加职位和纾缓港人置业困难。

  要长久支持社会治理的改善,港府需要借助国家的东风。环视全球,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将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香港可透过引入国际高端人才和促进科创发展,借助这道东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积累的隐患正在浮现爆发,西方社会更力行“逆全球化”做贸易保护,民粹政治当道;中国继续力行“一带一路”,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发展和全球化,两者正是此消彼长之势。如今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活动,最大机会获得全球资本的青睐,香港应该更积极做好对接中国与世界对接的角色。中国掌握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新的技术升级贴近生产端,反馈迅速而贴身,正是香港为粤港澳大湾区引入国际高端人才的卖点。

  故此,港府推动香港融入大湾区,促进科创发展,获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具体做法是透过积极投资和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工业机械人、生物医疗、金融科技等等高新技术,促进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并吸引国际第一流的尖端科技开发商和相关人才。政府应积极向尖端科技开发商采购服务,推动政务的科技应用及智能化,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港府亦应积极鼓励尖端技术的学界人才到政府资助大学,开设课程教授学生基础知识与此的关系。

  此外,港府由创新及科技局与大学出面,与湾区企业及我们科技协会行业商会接洽进行实习和管理培训生计划,鼓励香港学生投入尖端产业获得发展。藉此,香港可透过协助大湾区的产业升级,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总括而言,回顾香港过去一年的经历,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的不稳定反映社会治理的失效,可见于在贫富悬殊和民粹政治。社会治理的失败正是源于新自由主义政治。如今新冠疫情是各地社会治理能力的磨刀石,反映民粹政治难堪大任。故此,港府要恢复市民的信任,令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遍市民,借助大湾区和科技发展,令香港恢复繁荣稳定。

  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副主席 林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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